清雅茶宴 中國文人的情懷表達
竹下忘言對紫茶，
全勝羽客醉流霞。
塵心洗盡興難盡，
一樹蟬聲片影斜。
這首詩出自唐代詩人錢起的《與趙莒茶?》。紫茶即紫筍茶，是唐時貢茶；羽客即道士。詩中記述了作者與友人趙莒會與林間竹下，品茶言志：默喻其意無過多言語，茶香清韻勝流霞仙酒；俗念全消而茶興益濃，夕照入林才乘興而散。“茶?”即“茶宴”，此詩正是作者為紀念一次難忘的茶宴而作。而詩中“竹林”、“鳴蟬”等意象的渲染刻畫，可以讓我們明顯感覺到茶宴的清幽閑雅與一般宴會笑語喧囂的印象差異。
“茶宴就是以茶為中心，搭配適合于茶的饌品的宴會”，茶文化研究專家關劍平教授介紹說。“茶宴肴饌以適合于茶為前提，主要由果實及其加工品、素食菜肴、谷物制品為主構成。樸實但精致茶果搭配使得茶宴形成了迥異于酒宴的儉約的風格特征。而修養貴族、風流文人的竭力提倡與潤色更使茶宴自成清雅脫俗的文化特質。”
呂溫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對茶宴的幽雅環境和優雅韻味進行了細膩入微地描繪：“乃撥花砌，憩庭蔭。清風逐人，月色留興。臥指青靄，坐攀花枝。閑鶯近席而不飛，紅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虎珀之色。不令人醉，唯覺清思。雖玉露仙漿，無復加也。”辭藻間毫不吝嗇自己的情感表露。文章既表達了作者對彼時彼景的美妙回味，也反映出中國文人對“茶宴”閑潔致靜的追慕和沉醉。
茶宴誕生 呼之欲出的社會環境
“酒宴中的茶直接孕育了茶宴”。關劍平教授在其著作《茶與中國文化》中對茶宴醞釀誕生進行了詳實的考據溯源。酒宴為茶準備了完整的禮儀規范，提供了各種饌品接觸的機會。于是適合于茶的饌品被逐漸挑選出來，重新組合搭配，形成新的飲食系列——茶果。茶宴一詞出現在唐代，但是以茶果為肴饌，以儉約為精神特質的宴會在東晉初年就相對頻繁地舉行，因此說茶宴這一宴會形式形成于東晉初年以前。經過充分醞釀的茶宴終于從酒宴中獨立出來，形成茶宴這種新的飲食形式。茶作為新興的飲料，被集飲食大成的酒宴所吸收。茶宴的形成可以說是飲茶習俗高度發展的結果。但是飲茶習俗也好，茶宴也罷，在何時、何地，以何種姿勢出現無疑與社會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
中國歷史上，魏晉是酗酒問題最嚴重的時代，魏晉風流第一階段的竹林風流更是以酗酒為特征，酒儼然成為魏晉的時代特征。這種社會環境逼迫社會精英沉溺于酒海，進而刺激了整個社會的酗酒之風愈演愈烈。但是除了個別的例外，像阮籍那樣迫于無奈的酗酒已不復存在了，徒存于通達自然的幌子。以酗酒廢職為榮，以勤懇工作為恥，這一社會價值尺度所帶來的惡劣影響，通過外族入侵的形式給中原士人以慘烈的教訓。
風流觀的改變，為茶在中國歷史上以酗酒而著稱的晉代盛行起來制造了強大的社會輿論，使得儉約的茶宴在以奢侈著稱的晉代形成。盡管難以回答茶對于酒究竟起了多少制約作用這一質疑，從此之后酒再也沒有成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爭的事實，在此之后的中國，官僚若“酗酒廢職”，勢必受到彈劾。這一變化的社會基礎之一是貴族制的走向終結。魏晉南北朝是貴族社會，九品中正制度，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格局。到了唐代，盡管貴族制尚未土崩瓦解，但是貴族壟斷國家權力的局面受到了沖擊。具體表現在科舉制度逐漸確立上。國家通過平等的科舉考試，選拔優秀的知識人才入社會管理體系，他們必須對國家負責，對皇帝負責。
除此之外,奢侈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另一重要社會特征。呂思勉在《兩晉南北朝史》中總結道：“晉、南北朝貴人豪族之侈靡，實為其時風俗之大弊”。這恐怕是兩晉南北朝史研究者的共識。王愷和石崇爭豪斗富的故事正是晉代奢靡之風的真實寫照。東晉時期，經歷過慘痛戰爭之后，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的意識逐步得到了重視，儒家的行為規范又被重新承認了。節制禁欲同時成為了社會共識和社會需求。儉約品質的茶宴，在此時醞釀發展無疑適逢其時。
應此社會需求而發展起來的飲茶習俗和新型宴會——茶宴。自然被賦予相應的精神特征，由于酗酒和奢侈、無責任心的連帶關系，反過來賦予飲茶以儉約的精神，同時與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相表里。在飲食生活中，茶與酒相抗衡，保證了從此之后中國人的平衡、健康的飲食結構。在社會生活中，茶的普及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日益發展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都要求個人行為符合社會規范，強化社會責任心。酗酒之后的酩酊是自我意識膨脹，而將社會意識拋之于九霄云外，而飲茶的清醒興奮則完全適宜于緊張嚴肅的工作需要。因此，在飲茶習俗逐漸形成的魏晉南北朝，茶的醒酒、少眠的功效被充分強調。
茶宴東渡 日本茶道起源
茶宴發展逐漸形成文人茶宴、宮廷茶宴、寺院茶宴三種形式。茶宴的儀式，依環境條件和規模而有區別。宮廷茶宴通常在金碧輝煌的皇宮進行，氣氛肅穆莊嚴，禮節也相當嚴格；所用茶葉為明前貢品，茶具為名貴瓷皿，用水為清泉玉液；茶宴舉行時，首先由近侍布茶施禮，在皇帝的帶領下，群臣舉杯聞香品味，贊茶施恩，并相互慶賀。自始至終，均以品茗貫穿。整個茶宴過程，有迎送、慶賀、敘誼、觀景等儀式。
寺院茶宴以“徑山茶宴”為最為盛。徑山萬壽禪寺位于杭州市余杭區徑山鎮，肇建于中唐，興盛于宋元，是佛教禪宗臨濟宗著名寺院，南宋時為皇家功德院，雄居江南禪院“五山十剎”之首，號稱“東南第一禪院”。 作為中國禪門清規和茶會禮儀結合的典范，徑山茶宴包括了張茶榜、擊茶鼓、恭請入堂、上香禮佛、煎湯點茶、行盞分茶、說偈吃茶、謝茶退堂等10多道儀式程序，賓主或師徒之間用“參話頭”的形式問答交談，機鋒偈語，慧光靈現，是我國禪茶文化的經典樣式。
徑山寺禪茶文化可追溯至唐。僧人舉行茶宴，禮佛參禪，并制定了獨特禮儀，到了宋朝，其影響覆蓋江南，被譽為“東南第一禪林”，并成為中日禪茶交流中心。“茶圣”陸羽也曾隱居徑山腳下，寫下著名的《茶經》。
徑山自古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橋梁，徑山茶宴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和主要載體，也是日本茶道的淵源。日本《類聚名物考》四卷中記載：“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駐前國崇福寺開山南浦紹明，入唐時宋世也，到徑山寺謁虛堂，而傳其法而皈。”日本僧人南浦紹明于1259年將徑山茶宴傳入日本。這一發現為實證徑山茶宴為日本茶道之源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