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隨著公共空間的發育與擴大，公共倫理生活逐步發展，與此相適應，時代也提出了包含著更多公共性的新道德要求。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因其公共性而呈現出與傳統熟人社會相異的特質，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公共性的要求。公共性既是公共空間的特質，也是公共倫理生活的道德要求。各種類型的茶館在近代中國盛行，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公共場所，茶館的普及過程伴隨著民眾公共倫理生活的豐富和新道德的提倡。本文試圖透過茶館來觀察公共空間在中國近代民眾倫理生活中的作用，討論近代中國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特點和意義，以及近代中國建構新道德尤其是新公德的努力和困境。
茶館之所以能夠如此普及，主要是因為茶館發展到近代，其功能更加廣泛，可以滿足人們的多種需要。人們可以在這里解渴歇息，這是茶館最基本的功能。此外茶館還是談生意、休閑娛樂、交流信息的場所。茶館先天的優勢可為消息傳播提供便利的條件。至于關鍵的時期，如抗戰時期，茶館就成了傳播政情軍事、鼓舞人們斗志的好場所了。茶館還是一個引領輿論的場所。
在茶館中，人們作為消費者，有一種平等的感覺。因而“民眾真正意識，往往于茶館中盡情發抒，蓋吾人于茶余酒后，縱論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則稱頌不置，惡者則貶斥有加，里政鄉紳，俱懼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議，以觀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婦，畏人指責，而不敢犯法為非。”茶館還可通過引領輿論，完成勸導為善的功能：“設能于此發揮勸導警惕之作用，明布國家法令，獎勵改過遷善，于社會治安、抗戰前途，為利非淺也。”：6）于是，政府發布新生活運動，提倡茶館里改演文明戲，在茶館掛上國旗乃至世界知名人士畫像；精英為茶館布置上書架，提供讀信寫信的服務，定期舉行演講，這些都是在借助茶館這個平臺為民眾提供進步的觀念，改變茶館信息的內容，引導民眾向善。
茶館還可以是解決糾紛的場所。尤其在鄉下國家權力暫時達不到的地方，茶館甚至可以起到官衙的作用。“倘使鄉下人演出了斗爭，雙方便都至‘茶館’去理論。農民視‘茶館’簡直是‘司法機關’。”，1933，2：11）“保甲人員，碩望鄉紳，裁斷是非曲直，即常在茶館之中。”：6）而一些黑社會的人也借茶館之地來處理幫派內的事務。》中專門對成都的底層秘密組織袍哥進行了論述。袍哥是哥老會在四川的稱呼。）
茶館本身就是人群聚會的場所，加上茶館的普及，使得茶館成為特別重要的公共場所。有人描寫：“舉凡通都大邑，縣城重鎮，窮鄉僻壤，渡口野店，莫不竹幾橫陳，桌凳羅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環境之各別，盤踞一席，高談闊論于其間。會人者，議事者，交易者，消閑者，解渴者，種種形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館無形中有吸引群眾，使以此為活動中心之趨勢。”：5）可見當時茶館之盛以及人們生活對茶館的依賴。這種狀況足以說明，茶館在近代成為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