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興國初年，朝廷特置龍鳳模印，遣使到建州，監(jiān)造團茶以別普通的庶飲，龍團鳳餅從此誕生。當然也包括產(chǎn)于碧水丹山的武夷奇茗。由于那時崇安尚未建縣，而建州的州治建安縣已為人們所熟知，所以龍鳳團茶也稱為北苑茶。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崇安縣正式建縣，武夷山逐漸走向興盛，文人墨客，達官顯宦，釋家羽士紛至沓來，名聲日高，武夷漸脫“北苑”之統(tǒng)稱而獨步傲立于茶壇，加之詩人的吟詠，武夷巖茶的名望大盛。民國《崇安縣新志》載：“宋時范仲淹、歐陽修、梅圣俞、蘇軾、蔡襄、丁謂、劑子翚、朱熹等從而張之，武夷茶遂馳名天下。”蘇軾在詠茶詩中寫道：“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這年斗品充官茶……”由此說明武夷巖茶已經(jīng)脫穎而出，崛起于巖壑之間，為名家所津津樂道，并開始步入皇家宮室，享譽于朝廷。與此同時，武夷名叢如鐵羅漢、墜柳條也開始構(gòu)成。清朝學者郭伯蒼在《閩產(chǎn)錄異》中曾記敘：清時山中仍有這兩種名叢，皆為宋朝留存下來的茶樹，“各僅有一棵，年產(chǎn)少許，為無價寶。”
宋朝南渡往后，來武夷山旅游、講學、隱居者日增，武夷山極為興盛。儒家羽士、文人墨客，薈萃山中，斗茶品茗，以茶論文，以文論道，極一時之盛，茶事因之興隆。著名詩人陸游到此贊曰：“建溪官茶天下絕”。（按，建溪來源于武夷山，流經(jīng)崇安、建陽至建甌。建溪泛指該三縣。）從這詩里，足證武夷茶新軍突起，已與北苑茶同負盛名。朱熹在隱屏峰下構(gòu)筑精舍，著書立說，授經(jīng)講學，聚友品茗，可謂是山中大隱者，頗具雅興，他利用九曲溪上的一塊有罅隙的天然石頭當做茶灶，以倡議茶事，并詠詩曰：“仙翁遺石灶，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傳說隱屏峰下，舊有朱熹手植茶一株，因山僧不堪縣官銖求，潛以沸湯澆之遂枯的故事。有清人詩句為證：“縣官不解修祠祀，但索文公手植茶。”朱熹在寓居武夷山之時，還親身攜簍去茶園采茶，以此為樂事，并以《茶坂》為題賦詩曰：“攜籯北嶺西，采擷供茗飲。一啜夜心寒，跏趺謝衾影。”八仙之一的呂洞賓的游武夷詩也詠及武夷茶：“所將白石與青精，漫燃龍竹閑烹煮。武夷之山秀且高，參元堪把死生逃。”（見《武夷山志》22卷）青精指武夷茶，這位云游道士對武夷山水、茶葉注滿情感。“兩腋清風起，我欲上蓬萊”，這是武夷著名道士白玉蟾的《水調(diào)歌頭·詠茶》中詞句，茶如靈丹，清人脾胃。
最近幾年，武夷山市志辦方留章先生，收到來自蜀省萬源縣友人惠寄的信札、材料等，言及于1988年在該縣石窩鄉(xiāng)古社坪村，發(fā)現(xiàn)一方完好的石刻，記載著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王雅父子從福建武夷山移植茶苗于本地種植的始未。碑云“……時在元符二載，月應(yīng)夾鐘，當萬卉萌芽之盛，陽和煦氣已發(fā)。前氏府君王雅與令男王敏，得建溪綠茗，于此種植……”。此碑中雖寫的是“建溪綠茗”，但在此的前幾十年，范仲淹詩已經(jīng)說明“溪邊之茶”乃“武夷仙人從古栽”，因而說其是武夷之茶，并不牽強。可見，由于武夷茶在那時享譽極高，名聲遠播，身價非凡，為國人迢迢而求之品。其后來居上，返回巴蜀，榮歸故里，天經(jīng)地義。
凡此說明在宋代脫穎而出、崛起于碧水丹山的武夷茶，與武夷名山同映輝煌，為名家所津津樂道，并開始躋身于皇家宮廷，享譽于朝野，與那時全國興起的品茶、斗茶、分茶之風氣和合共鳴，集一時之盛，享特殊之譽，乃武夷巖茶千古流芳之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