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中國茶產業，那就是“起來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之所以起得早，是因為茶業是祖宗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傳統產業，長期以來只有中華一家，別無分號，可謂獨家生意。但茶產業真正到了近現代的工商社會，日益表現出其尷尬的一面，在新興茶葉種植國家如印度、斯里蘭卡、肯尼亞等國的強勁沖擊下，已無可奈何地日益黯淡下去了，雖然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興，但仍然無法擺脫世界種植面積第一，產值卻屈居第三的命運。最令人痛心的是，據媒體報道，七萬家中國茶廠在總體實力上難敵一家英國立頓，立頓茶業年產值相當于中國茶業年產值的七成。
這就是中國茶產業之痛，是中國廣大茶葉從業人員的一塊心病。那么，作為產業之中堅的茶商，其表現又如何呢?雖然說，在茶商身上寄托有中國茶產業之希望，但茶商又是行業中身份最尷尬的一個群體。商人本為追逐利潤而生，難免沾染些銅臭氣，這也早為社會所包容與大而化之了，在拜金主義盛行的年代，商人作為今日社會成色最足的群體，乃是為世人所景仰與呼風喚雨之輩，可以說集萬千寵愛于一身。但在茶行業存在著茶人與茶商之辯，茶商亦是人，卻被排斥于茶人之列，不入終日恪守茶道精神的茶人法眼。圣經說，富人要升入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富人之所以上不了天堂，乃是通不過道德審判。在傳統茶行業的道德審判之下，廣大茶商成了終日營營的猥褻之徒，雖然創造了極大的產業價值，卻沒有享受到與之相匹配的尊重。拋棄傳統式的清高及對經商的偏見，在茶商本身上又該檢討些什么呢?我以為，茶商的弊病乃在于長期游離于體制之外，上不能續接千百年祖宗流傳下來的茶道精神，下不能開創現代意義的工商事業，成為體制外的邊緣生存者，淪為文化意義上的孤魂野鬼，歸不得中國茶文化之故鄉。
茶葉作為關乎中國老百姓日用的消費品，茶商古則有之。詩人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說的就是茶商，可見中國古時茶商的活躍程度。到了明清兩朝，茶葉已經成為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代表產業之一，聞名天下的晉商與徽商，創造了茶葉經營的奇跡，不但將茶葉行銷全國各地，還或飄洋過海，或穿越千里流沙、萬里西伯利亞，遠銷俄羅斯、西歐諸國，與瓷器、絲綢等一起，雄霸國際貿易，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外貿入超國，源源不斷的白銀如潮水般涌入中國，創造了日暮帝國的最后一道余輝。中國古代的茶商都是體制內的商人，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信奉儒家的義利之辯，堅持誠信第一，故能在古代信息與交通極為不便的條件下，茶通天下。這是一個亦商亦儒的群體，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儒商。古代的茶商，不論其是“學而優則商”(晉徽商人自古就有讀書經商的傳統)，還是出身于草根的白丁商人，都極為敬重讀書，即使自己小時候家貧讀不起書，事業發達了，也不忘延請名師極力課子讀書，儒商的香火就這樣一代代延續下去。在這樣的商業文化氛圍內，茶商自是不隔絕于茶道精神的，故能大有作為。
然而，中國傳統文化，衰落于晚清，大傷元氣于五四，繼而在文革被連根拔去。中國人從此成為了無根的人，文革后最初是痛苦的回憶，即傷痕文學大行其道，其后痛定思痛，則出現反思文學與尋根文學，尋根而不可得，則民族與文化虛無主義盛行，人心離儒家之道日遠矣。近年隨著中華國運日開，民族自信心迅速增長，傳統文化處于蓬勃復興之中。茶葉作為傳統產業，自然得傳統之氣息為先且厚，研習與傳播茶藝與茶道的風氣蔚為壯觀，呈風起云涌之勢。以此觀之，茶行業是一個二元分裂的行業，當代茶文化已經接通中國傳統文化的先天祖氣，打通茶藝與茶道任督二脈，茶文化的從業者，醉心于茶道，以茶人自居乃至自許;而茶商沒有與時俱進，仍然計較于蠅頭小利之中，與時代潮流嚴重錯位，機會主義、實際利益之考量是許多茶商經商處事的圭臬，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很多人認為茶商是等同于奸商的，雖然這顯然與事實不符。
當代茶商被集體妖魔化，有其深刻的根源。考之改革開放后的茶商，乃是1978年以來中國最早的一批商人，骨子里已被打上草根的烙印。成也草根，敗也草根，就是這一代茶商的宿命。
商人無利不起早。即便在改革開放前，也有很多茶區的農民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在從事地下的民間茶葉交易。改革開放后，茶葉作為第三類農副產品早在1984年就放開市場，這是在農產品中最早開放的一批。無數的草根茶商，起身于農村隴畝之間、城市市井之中，以體制外的邊緣人物之身份，向體制內的統購統銷國營茶企(包括茶廠與茶葉貿易公司)發起挑戰，依仗一根扁擔與雙腳橫行天下，建立了輻射全國的大大小小茶葉批發市場，以及多如恒河沙數的茶葉店，在僵化的計劃體制外創造出草根茶葉經濟之神話。中國改革的最大特色，就是改革最初發生在體制的外圍，通過體制外的改革來推動體制內的改革，首先在體制的最邊緣——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并建立鄉鎮企業，農村改革成功了，進而謀求城市國營企業的改革，經過1980年代中期的廠長承包制以及1990年代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中國改革逐步完成了由外圍到主體的改革，除了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行業外，在國退民進的浪潮中民營企業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角。茶葉作為中國完全放開市場的行業，絕大多數國營茶企已經完成改制，成為民營或股份制企業的天下。
中國茶產業的最大弊病乃在于，茶產業的蓬勃興起雖然得益于草根茶商的空前活力，但這些草根人物在消解僵化的統購統銷體制后，并未建立一種全新的規范化運作體制，而是仍在沿襲以前體制外游擊戰的老套路。以當代草根茶商的代表——福建與浙江茶商為例，雖然其控制中國茶產業的格局，在業界可謂呼風喚雨，神通廣大，其抱團經營，追漲殺跌的本事讓其他各地的茶商望塵莫及：福建茶商是靠鐵觀音起家的，有茶葉的地方必見福建人身影;而浙江茶商是靠綠茶與花茶名振天下，特別是花茶，浙江茶商在云南采購茶菁，拉到廣西橫縣窨花，然后傾銷到廣袤的北方，占據了花茶60%的市場份額。但令人遺憾的這兩地茶商創造的有影響力的茶葉品牌，寥寥無幾，大都是在游擊戰方面下工夫，什么茶葉熱銷，他們就去生產經營什么茶，從名優綠茶、花茶、烏龍茶到最近的普洱茶，都可以看見其瘋狂的身影，這種極端重視投機的行為煉就了市場的不敗金身，像珠江三角州數萬候鳥型企業一樣，為追逐利潤回報而在不同的行業之間反復遷徙。雖然這樣來錢快，可以極大地降低經營風險，但其不要根據地的做法，是很難建立品牌企業的。所以，茶行業充斥著眾多的盈利企業，但真正的品牌企業極為罕見。由于，很多企業缺乏崇高的目標，在產業的初級階段自我設限、自我滿足，在低水平競爭模式下必然出現行業整體競劣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產品粗制濫造、以次充好、價格體系混亂等亂相。這就是茶商遭受人們的歧視，并被妖魔化的根本原因。
中國茶產業的出路在于產業升級，而產業要升級換代，占據行業主體位置的草根茶商必須轉型，由馬上打天下的草莽英雄轉變為下馬治天下的體制內商人。云南大學石鵬飛先生說，“文明是欲望的有序實現”。欲望是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但無序的欲望會最終毀棄社會，因此欲望必須在有序中來實現，所謂的有序，其實就是制度之別名。為充滿欲望的草根茶商，系上體制化的韁繩，必能使之上通中國古代茶道精神，下開現代工商事業，使茶產業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茶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中國茶商本通大道，惜乎現代茶道精神之不存，茶道一通，茶商必定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