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時期，孔明興茶促進了早期云南民族種茶業的發展。孔明與云南茶史有莫大關系。史料中有關孔明與茶的記載很多，孔明被云南種茶民族尊為“茶祖”并祭祀之。如：南宋李石《續博物志》載：“云茶山有茶王樹，較五茶山獨大，本武侯遺種，今夷民祀之。”
[1] 1807年清師范《滇系·山川》載：“普洱府寧洱縣六茶山，曰攸樂……皆多茶樹。六茶山遺器孔明留銅鑼于攸樂，置芒于莽枝，埋鐵磚于曼磚，遺木梆于倚邦，埋馬鐙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撒因以其名。又莽枝有茶王樹，較五茶山獨大，傳為武侯遺種，夷民祀之。” [2]
從歷史研究看公元225年農歷7月23日 ，蜀國攻吳失敗，南中諸郡皆叛。諸葛亮兵分三路親自南征。以“和撫”戰略，五月渡瀘，追擊孟獲七擒七縱，四郡皆平。諸葛亮返蜀前采取一系列鞏固政權措置，將南中進一步郡縣化，將五郡調整為七郡，在滇南新增雍鄉(今鎮康)、永壽(今耿馬)、南涪(今景洪)三縣。
建寧郡為南中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任李恢為建寧太守。為安定后方，并讓呂凱、孟獲、孟琰、爨習等，繼為各級政府機構官員，以鞏固強化政權。在經濟上，開墾土地，廣種糧茶。
將永昌地區濮民數千遷至滇中平壩區建寧、云南二郡，以實戶口，使濮民投入屯田生產水稻，在滇南山區廣植茶葉，數年后即“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是費用不乏”。“軍資所出，國以富饒”；賁、叟、青羌精銳之眾以及王平所統“五部”軍皆征自南中勁卒，成為伐魏主力。南中出現了安定和睦，經濟發展，欣欣向榮局面。
武侯諸葛亮(字孔明)在平定南中后，為安定和開發南中地區，對當地少數民族實施了一系安撫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派人教民用牛耕代替刀耕火種，推廣先進農耕技術，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防瘴氣，倡導種茶、用茶，從而擴大了茶葉的種植和文化傳播，推動了早期云南茶業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深得南中各族人民擁戴的原因之一。
今天在滇南很多少數民族傳說中，有不少關于孔明讓云南的官兵教(民)種茶、飲茶，教民廣植茶園發展茶葉的民間故事，很多民族將孔明奉為茶祖。如西雙版納六大茶山之一的攸樂，傳說是南征時丟落了一支隊伍，教其就地以茶為生，將丟落傳音攸樂(今基諾)地名。
西南諸夷對孔明懷柔很有感情，代代相傳，并稱革登山茶王樹為孔明樹，古茶山稱孔明山，稱孔明為茶祖，舉辦茶祖會。在普洱等地，每年七月二十三日孔明生日，即以大茶樹為寄托舉行祭祀活動。各民族為感恩孔明，每年清明前后新茶上市都要祭祀孔明，并奉為茶祖，供奉于村寨和家庭之中。
古之南中今之云南省境內，還存活著許多樹齡千年以上的古老大茶樹，與孔明興茶相吻合。孔明因地制宜教民種茶，發展經濟，以資錢糧是可信的。此外，孔明深知處理民族關系，倡導團結和睦相處，向他們灌輸茶文化，飲茶敬茶，潛移默化地改造他們的莽撞性格，向和平文明性轉化。孔明借茶教化人民，“以茶治邊”，達到治國安邦、長治久安的目的，把茶文化與政治巧妙結合，可謂用意深遠，令人佩服。
從老一輩口述史料看，舊時普洱等地祭茶祖活動非常隆重。如《思茅文史通訊》何志宏回憶：“思茅茶祖會，起始那一年，我不清楚，兒時曾隨父親參加過……集會于川祝廟的前后兩殿，前殿供奉劉關張塑像，后殿專供諸葛孔明塑像，時間3～5天不等，每日早晚由會長帶領與會人員排列向孔明頂禮膜拜……”在普洱板山大片古茶園，當地祭茶祖活動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
茶祖會在思茅發展到有洞經音樂演奏的祭祀大會，一直持續到解放前。甚至思茅地名的由來傳說為諸葛孔明所命。傳說孔明率軍征戰至此，因見滿目蒼翠，不覺懷念家鄉茅廬，于是給這里起名為思茅。
從有關考證看，至少從乾隆年間以來，每年農歷7月23日諸葛亮生日，思茅一些會館如石屏會館舉辦“茶祖會”，屆時各茶莊茶號和各商旅都要聚在一起，舉行隆重祭茶祖儀式，恭讀祭文，演奏洞經音樂，以祭祀諸葛亮興茶的功績。
從上述文獻及研究看，雖然商周時期云南古濮人已開始種茶，但云南民族有規模種茶應始于漢晉三國時期。從已發現的過渡型、栽培型古茶樹較多分布在西雙版納勐海、勐臘江內外古六大茶山地區，樹齡高達1700年，如瀾滄邦崴過渡型古茶樹和瀾滄景邁發現栽培型萬畝古茶林，樹齡達千年以上，表明在今普洱（思茅）、西雙版納一帶，在武侯發展茶業的推動下，早期云南民族種茶有了新的開篇。
云南無比豐富的茶資源和悠久的茶業發展歷史毫無疑問對中國內地特別是不產茶的地區產生了對茶葉需求的重要吸引力，云南也由此成為中國茶馬古道運茶最南段的源頭和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