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通志》、《普洱府志》和《大清一統志》都有“蠻民雜居,以茶為市,仰食茶山”的記載。從道光年間到光緒初年(公元1821—1875年)，普洱茶的產銷盛極之時，商賈聚集普洱，商場繁榮，國內每年都有千余名藏族商人到此買茶。印度、緬甸、錫蘭、暹羅、柬埔寨、安南等東南亞、南亞的商人也前來普洱做茶葉生意。每年有5萬多匹騾馬牛幫商隊奔走在千山萬水之間，馬鈴牛梆之聲，終年不停於耳。清朝後期，由於苛捐雜稅太重，普洱茶開端呈現式微。據清(普洱府志)記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規則茶捐每百斤茶為“一引”，每引收稅3錢2分，這一年頒布“茶引”3千，收稅銀960兩。此後每年都有添加，最多曾達1萬引，收稅銀3200兩。由於茶捐越來越重，茶農受損，茶商無利，以致“普洱產茶，較為民害”(續云南通志稿)卷54)。到清朝末年，茶稅更重。官府設置茶官，操控茶葉買賣，收取茶稅。隨后又開“洋關”，增收“落地厘金”，每l兩銀價值的茶葉加收2分茶稅。茶農不勝重賦，便棄茶另謀它業，馬幫也改走它途。六大茶山敷遭火患，茶樹焚毀，疾病盛行，植茶之農，逝世甚夥，致茶產銳減過半，六大茶山逐步慘淡，西雙版納的茶葉出產遭到嚴重破壞，產值由年產8萬擔減至5萬擔。
進入20世紀，普洱茶的出產依然呈降低趨勢。在設置“思普沿邊行政總局”時刻(公元1913—1928年)，由於政局較安穩.對茶葉出產出售采納“民營、官茶合辦”的運營方式.茶農和茶商有利可圖，茶葉年產值不再降低，堅持5萬擔的水平。公元1929年至1938年，云南省當地政府將西雙版納改為縣治茶葉出產是“官辦民營”，茶商設莊制茶，民間運銷，政府收稅。公元1930年，每公斤茶葉收稅滇幣3元。公元1936年增至5元，公元1938年更高達8元。加上公元1936年后印度茶.錫蘭茶進入國際商場，與普洱茶競賽，普洱茶向東南亞的出口遭到影響，年產值降至3萬多擔。抗日戰役時刻，茶葉外銷道路被堵截，社會動亂，茶農四遷，茶莊關閉，西雙版納的茶葉出產由國民黨經濟部所屬的中國茶葉公司和云南當地陸系(陸崇仁)財團所屬佛海茶廠獨占，年產茶降到3萬2干多擔。抗戰完畢.中茶公司回遷南京，遂由陸系財團獨家獨占，后又兼并改稱“人企公司”。解放前夕，公司將財物博移，出產急劇降低，茶葉年產值僅達5干余擔，跌至最低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社會主義制度的樹立，使普洱茶重現活力。人民政府采納多項辦法，大力開展普洱茶的出產，相繼在各縣樹立茶葉公司，在各茶區樹立茶葉收購站，進步茶葉收購價錢;樹立茶葉科研機構，用科學理論指導茶農出產辦理;活躍改造老茶園，創立新茶區，茶葉產值逐年進步。到公元1952年西雙版納州共開展新茶園32000畝，改變了陳舊茶區的規劃。樹立公營茶廠。添加單位面積產值，進步茶葉的內在品賞。為進一步開展普洱茶的出產打下了堅實的根底。
到此，普洱茶的前史就都介紹完了，很多人會覺得喝茶只是品一品茶香，對于茶葉的了解不需要深知其歷史，又沒有要做研究，但其實不是的，在了解普洱茶的歷史過程中，我們也能看到人們生活的變化，知道很多文獻記載，甚至是有趣的段子，那是可以豐富自己的知識面，希望廣大茶友在喝茶的時候也能了解下茶葉的起源、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