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巖茶的典故 名山出，耀名山。武夷山與武夷雙絕人寰，著稱于世。武夷山何時有？據當代葉專家陳椽等考證，我國葉在二世紀時由西南向東南傳播，不久武夷山就有了。武夷最早被人稱頌，可追溯到南朝時期（公元479～502年），而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之于唐朝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孫樵寫的《送與焦刑部書》（見《崇安縣志》第19卷）。孫樵在贈送武夷給達官顯貴的一封信札中寫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云龕之品，慎勿賤用之！”孫樵在這封信中，把出產在“建陽丹山碧水之鄉”的，用擬人化的筆法，美稱為“晚甘侯”。“晚甘”，甘香濃馥，美味無窮之意。“侯”，乃尊稱。“碧水丹山”是南朝作家江淹對武夷山的贊語。當時崇安縣尚未建置，武夷山屬于建陽縣，故信中稱“建陽丹山碧水”。因此說孫樵所送的乃武夷山所產。從此，“晚甘侯”遂成為武夷最早的名。
清朝閩北人蔣蘅寫的《晚甘侯傳》一文中，更是通篇以擬人化的筆法，酣暢淋漓地為武夷寫傳。他寫道：“晚甘侯，甘氏如薺，字森伯，閩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鄉，月澗云龕之奧。甘氏聚族其間，率皆茹露飲泉，倚巖據壁，獨得山水靈異，氣性森嚴，芳潔迥出塵表……大約森伯之為人，見若面目嚴冷，實則和而且正；始若苦口難茹，久則淡而彌旨，君子人也。”該傳沿用了前人對武夷的美稱——“晚甘侯”，以擬人化的筆法記述了它的姓名和表字：姓甘，名如薺，字森伯。作者巧妙地用了《詩經》中的典故，予武夷以姓名：甘如薺。《詩經·邶風·谷風》云：“誰謂苦？其甘如薺！”《晚甘侯》作者匠心獨具，為甘甜美味的武夷取了出典于《詩經》的尊姓大名，令人解頤生津。傳中還把武夷的“品”擬人化為“人品”，贊之曰：“君子人也！”足以與周敦頤稱蓮花為“花之君子”相媲美。
唐代詩人徐夤有詩云：“武夷春暖月初圓，采摘新草獻地仙。飛鵲印成香臘片，啼猿溪走木蘭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輕涵翠縷煙，分贈恩深知最異，晚鐺宜煮北山泉。”（見《古代詩選》），詩人不但高度評價武夷，而且說明武夷從研膏轉為臘片，且印有飛鵲等裝飾圖案。值得提及的是，第一圣陸羽在晚年慕名來到武夷山，寫有《武夷山記》，對武夷君的神話傳說，表示興趣，遂記之。雖然此記已佚，但是從其他的書、志的注釋中，尚能見到片言段語。該記當是陸羽在晚年蟄居江西上饒時所撰，于《經》的成書之后若干年，因此也是《經》上未見武夷記載的原因之一。為此肯定武夷在唐代已有之，且名度很高，深得文人贊賞，引得垂將老矣的陸羽慕名而來。
自唐代孫樵稱武夷為“晚甘侯”后，歷代多有謳歌其者。宋朝陶谷著《荈茗錄》寫道：“湯悅有森伯頌，蓋也，方飲而森烈嚴乎齒牙；既久，四肢森然，二義一名，非熟夫湯甌境界者，誰能目之。”森伯既是超群的好，而要能體會森伯的佳妙之處，非熟練的評者莫屬。那么，誰是“森伯”的知遇者呢？《晚甘侯傳》云：“森伯之祖，嘗與王肅善。”于是，王肅可以肯定是早期與武夷（森伯之祖）神交的一位雅士了。宋朝葉清臣在《述煮小品》中也說：“王肅癖于茗飲，”這也說明他算得上一位精于的人。南北朝時期，王肅的父親王奐在南齊任尚書右仆射（中書郎，宰相的助手），很可能得到進貢的武夷禮品。因此，當代著葉專家陳椽據此論證：武夷約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時已初具名度。而北宋大文學家蘇軾寫的一篇散文《葉嘉傳》，也是以擬人化手法記述武夷的一篇佳作。文章把樹這種嘉木譽為“葉嘉”，意為“葉嘉美”。蘇軾為之立傳，并在傳中曰：“上（漢帝）驚，敕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從《葉嘉傳》里，我們又可以推測說武夷早在約二千年前的漢朝就可能有之，但由于這篇散文略帶虛構成份，且有唐代陸羽（733－804）《經》在漢帝之前之誤，所以不宜作為信史。至于武夷早在何時問世？不妨當作“武夷之謎”，讓今人去考證。在未有確實答案之前，權以范仲淹的詩句：“武夷仙人從古栽”作為浪漫的“定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