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種茶制茶始于山中僧道。唐宋以來，山中佛、道盛行，寺院、道觀遍及全山。明朝末期，大批閩南籍的移民與僧人遷入武夷山，幾乎無山不庵。由于山中耕地較少，僧道們利用巖凹或巖壁隙處，依地勢壘砌石壁，培土植茶。山中凡是有寺廟、道觀的地方必有茶山。
清朝早期，武夷山的僧道一度把持了山中茶葉的產制，“凡巖茶，皆各巖僧道采摘焙制，遠近賈客于九曲內各寺廟覓購，市中無售者”，僧道精于茶葉的栽種與焙制，茶山因此成為寺(廟)產的最重要部分。民國時期，崇安縣地方政局動蕩，政權更替頻繁，先后隸屬于福建省第十行政督察區、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福建省第三行政督察區。
1931～1934年，國民黨軍隊對崇安蘇區進行封鎖和“圍剿”，致使許多外地茶商、巖主棄廠而去，僧道有的逃逸，有的還俗，茶山荒蕪大半，茶廠頹敗。1934年7月后，崇安縣復歸國民黨政權控制，此前逃逸的僧道又回到山中重新從事茶葉培植，此時崇安縣財務委員會亦開始清算整理地方公共財產。從1934年的春茶產制開始，圍繞著茶山的歸屬權究霓應屬于“公產”收歸地方財政所有，抑或屬于僧、道“寺產”歸還僧道手中，產生了多起訴訟案件。其中，尤以馬頭巖、天游峰、碧霄洞三個道觀聯名對地方財務委員會展開的一起訴訟案件最為突出。在這一訴訟過程中，最先只是投資掘山、雇工的地方紳士聯合各道觀主持控告地方財政委員會強搶茶葉，此后，隨著地方政權內部的一系列矛盾和沖突的展開，以及在利益機制的驅動下，赤石各茶行的茶商、以學校教員為代表的文人群體以及地方官員自身均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訴訟之中。在向上申訴時，僧道與地方財務委員會都各自粘貼了多份縣政府、區政府及省政府的判詞，通過對這些檔案和文獻的梳理，不僅能夠了解到民國時期，在地方層面上僧道、官、商、紳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而且還可以窺見在武夷巖茶買賣與流動的過程中，地方社會在民國“地方自治”前夕的發展情形。
武夷山中的茶僧、茶商與茶工
清初，“閩省出產茶葉，先僅崇安縣屬之武夷山一帶地方，故有武夷茶之名”。崇安縣境內，“無山不種茶，無巖不產茶”，遍布山中的茶場和茶廠，成為武夷山的一大景觀。而這些茶山與茶廠大部分都屬于寺廟和道觀所有。“天下名山僧居半，自古名山出好茶”。“武夷山向為羽流棲息之所，清初閩南釋徒多人山修持，嗣而天心、慧苑、玉華、清源、碧石相繼以興，天心禪寺有釋徒百余人，可謂盛矣。”是時，百二十里山中大小寺庵有五十多處，幾乎無山不庵。由于山中幾無農田，僧道往往利用巖凹或巖壁隙處，依地勢壘砌石壁，運土以植茶株。
有時甚至為了培植一株茶樹而用石條層層壘砌，植于此石座中之茶株，往往系山中最珍貴之茶樹。如止止庵曾擁有號稱“閩茶第一枝”的白雞冠名樅；天游觀有“大紅袍”茶及茶山數十畝。1929年，在城內建的廣福寺設寺之初就置田產10畝，以供日常需要。1936年，神通巖道十二人有茶山10余畝，耕地三畝。馬頭凝云道院道士三人有茶山、耕地30多畝和巖茶廠兩座。
武夷巖茶中最負盛名的“大紅袍”即為天心永樂禪寺(天心廟)廟產。在民間傳說中，“大紅袍”能夠治病的神奇功效就是由天心廟的僧人發現的：
以前在大紅袍那幾株茶樹的附近，有一座寺廟，里面住了幾個和尚。和尚們養了幾只雞，每天把收得的雞蛋拿到集市上去賣，然后換大米回來吃。一天，廟里面的一個小和尚把雞蛋裝在一個籃子里，下山去集市，走到那幾株大紅袍茶樹的地方覺得累了，于是就坐下來休息。哪知道，他一覺醒來，籃子里的雞蛋全部沒了，在附近找了，怎么找也找不著。小和尚沒有辦法，只好回去跟大和尚說了，大和尚心想怎么會這么奇怪，就說那下次我去。輪到下一次趕集的時候，大和尚也提了一個籃子裝了雞蛋，大和尚平時常在手里玩兩個鐵彈子，于是就把兩個鐵彈子也混在雞蛋里裝進籃子。來到那幾棵茶樹旁邊，他就把籃子放在石頭旁，自己躲在一邊看。不一會就看到一條大蟒蛇爬來了，一下子就把籃子里的雞蛋連同彈子都吞下肚子了。鐵彈吞下去后不消化，大蟒蛇就在地上打滾，然后用身體去磨蹭那幾株茶樹，從茶樹上就掉下一些茶葉來，蟒蛇把茶葉吞來吃了，一會兒似乎就恢復平靜了，然后就又游進草叢中不見了。這些都被大和尚看見了，回去后就給寺廟里其他人都說了，大家都覺得很奇怪。過了一段時間，宮里的太后病了，皇帝就在全國各地招貼皇榜，就說誰能治好皇帝母親的病，重重有賞。
榜貼出來后，大街上很多人都圍攏去看，小和尚那天也去趕集，人群推來搡去，一下子就把他推到最前面，不小心就把皇榜揭下來了。他沒有辦法，只有硬著頭皮去。實在沒有法子，就去把那幾株茶樹的茶葉采下來帶進宮去，熬成水給皇帝的母親喝，卻不料喝了這種茶水后，太后的病居然好了。皇帝于是賜大紅袍給那幾株茶樹披上，這就是大紅袍的來歷。
名樅要么直接歸屬于各寺廟道觀，要么與寺廟道觀的關系甚密，在旁人不可得的情況下，僧道往往可以設法獲得少許。如《寒秀草堂筆記》中記載的名樅“不知春”：
言茶之至美，名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巖下，僅一樹。每歲，廣東洋商預以金定此樹，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兩，以餉富商大賈，求檀施。大致與粟米相類，色香俱絕，非他茶所能方駕。
此一記載至少給了我們兩個方面的信息：一是表明了當時的茶商有來自廣東的洋商。據梁章鉅在《歸田瑣記》中的記載：“且粵東歲運，蕃舶通之外夷。”這些茶商，先是批量購買巖茶，后便是定廠包銷，再后就購山、購廠自產自制，成為巖主或廠主。鴉片戰爭前，福建茶主要產于“建陽崇安數邑”。“該夷(英國)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為了保證自己茶葉的品質，十三行中實力最強的潘啟官(潘振成)在武夷山擁有大量的茶園。二是茶樹，尤其是極其稀罕的名樹與山中僧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一些名樅，“……十六峰中，不過數峰有之。各寺院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貯之，裝有各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口之”。僧道往往通過這種名茶與地方富商大賈結交。歷任崇安縣的知縣中，有很多都“性嗜茶”，甚至親自與山中道人一起采摘名茶。
如清雍正十至十二年任崇安知縣的劉靖在《片刻余閑集》中記載了與天游觀道人一起采摘“洞賓茶”的情形：
又五曲道院名天游觀，觀前有老茶，盤根旋繞于水石之間，每年發十數枝，其葉肥厚稀疏，僅可得茶三二兩，以觀供呂純陽，因名曰洞賓茶。屆將熟時，道人請于邑令，遣家人于采茶之前夕，住宿其廟，次日黎明，同道人帶露采摘，守候焙制，頃刻而成……余為崇安令五年，至去任時，計所收藏未半斤。
較之全年耕作無休的下層民眾，武夷山的僧道們在參禪、悟道之余，有更多的時間精心培植和制作產量極少的名茶。“往年薦新苦黃冠，遍采春芽三日內……道人山客資為糧，春作秋成如望歲。”因此，大量的質量一般的茶葉往往來自民間，而一些產量極為有限的精制名茶則來自寺院、道觀。僧道們為抬高茶樹的身價，往往將之與釋家、道家中虛無縹緲的神仙人物相聯系，為其添加了幾分玄幻色彩。如星村的“呂仙茶”即傳說為道教“八仙”之一的呂洞賓所植：
崇安縣星村有茶樹五株，葉皆對生，自下至上，大小不殊，味冠諸種，云呂仙所植者，村人珍之。每茶時公鬮一人收果，先以送官，后以分給各戶，然不能多，每年只數斤而已，各戶分得不過數兩，遇貴客始出餉之，名呂仙茶，依曰呂巖茶。
值得注意的是，武夷山的僧人很多都是閩南籍，清初閩南教徒開始遷入武夷山修持，武夷山的巖茶(即烏龍茶)，主要由閩南僧人所管寺廟所有。這些閩南籍的僧人很多都是培植茶樹及制茶的高手。
“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業，每寺訂泉州人為茶師。”被奉為武夷山“茶神”的釋超全，為同安人，曾在天心永樂禪寺修行，傳習茶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