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丁謂、蔡襄都有茶業(yè)的實踐，又都是能文善墨之人，故兩人均寫有茶書。丁謂曾于公元999年左右撰《北苑茶錄》三卷，記載為北苑園焙之數(shù)和圖繪器具以及敘述采制入貢法式。可惜，該書未能流傳下來。而蔡襄有感于“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采造之本，至于烹試，曾未有聞”，遂于皇祜(1049-1053)中撰寫《茶錄》二卷，并于治平元年(1064)刻石。 《茶錄》全文不足800字，上篇論茶湯品質和烹飲方法，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羅茶、候湯、焰盞、點茶10條;下篇論烹茶所用器具，分茶焙、茶籠、砧椎、茶鈐、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9條。《茶錄》所論均圍繞斗茶過程，以色香味觀照各環(huán)節(jié)，將民間與宮廷的不同方法及用器進行對比，提出了斗茶勝負的評判標準，追求整合技巧和審美內涵的統(tǒng)一。其論述的重點，上篇提出茶需色、香、味俱佳，指出餅茶以珍膏油面，于色不利;餅茶入龍腦，奪其真香;茶無好水則好茶亦難得正味。下篇專講煮水、點茶的器皿、特別強調茶碗色澤應與茶湯色澤協(xié)調。追求色真、香真、味真、推崇建安民間試茶的功夫，這正是蔡襄與眾不同的銳利眼光。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 《茶錄》當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茶藝專著，標志著茶飲提升到了更為藝術化的程度。
宋代茶書雖以寫北苑為多，但并不全寫建安茶，而是全景式地勾勒當時的茶界，如葉清臣的《述煮茶小品》(1040年前后)、王端禮的《茶譜》(1100年前后)、蔡宗顏的《茶山節(jié)對>和《茶譜遺事》(1150年以前)、曾伉的《茶苑總錄》(1150年以前)、不知編者是誰的《茶雜文》(1151年以前，集古今詩文及茶者名錄)以及不知作者的《茶苑雜錄》(1279年以前)等等，唯多已亡佚，無法一一知道詳盡的內容。
有宋代值得注意的茶書，還有幾部。黃儒撰《晶茶要錄》(1075年前后)，全書近2000字。黃儒字道儒，建安(今福建建甌)人，熙寧六年(1073)進士，曾辦北苑貢茶，在“閱收之暇’’了解建安茶“采造之得失”，特著書分辨建安茶的弊病。書的前后各有總論一篇，中分采造過時、白合盜葉、入雜、蒸礁、膩、艋、麟、漬膏、鏘、源沙溪等十目，記載了茶葉品質與氣候、鮮葉質量、制作工藝的關系及其原因。如：“初造日試焙，又日一火，其次日二火，二火之茶已次一火矣”，說明當時已認識第一輪采摘的茶葉品質要優(yōu)于后輪次。再如：茶葉采造“尤善薄寒氣候，陰不至凍’’，記述了茶葉加工質量與氣候的關系。 《品茶要錄》還詳細記載了茶葉摻雜摻假的情況及分辨，表明其時茶的制造和評飲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莊茹芝撰有《續(xù)茶譜>(1223年以前)，原書雖已佚，但宋嘉定十六年(1223)《赤城志》、明萬歷《天臺山方外志》、清康熙《天臺全志>、乾隆《天臺山方外志要》、陸廷燦<續(xù)茶經》等都摘錄其文章。該書稱“天臺茶有三品，紫凝為上，魏嶺次之，小溪又次之”，并對此有詳細的分析，當是一部記敘天臺茶的專著。還有審安老人撰《茶具圖贊》(1269年)為第一部茶具專著，配有12種茶具圖，并別出心栽給茶具加以職官名號，即：韋鴻臚、木待制、金法曹、石轉運、胡員外、羅樞密、宗從事、漆雕秘閣、陶寶文、湯提點、竺副帥、司職方。其中有鐵碾槽、石磨、羅篩等，只有宋代制造團茶才用得著，明代已不用這些器具，卻藉可考見古代茶具的形制。書后有明野航道人長洲朱存理題的數(shù)語，并表示： “愿與十二先生周旋，嘗山泉極品，以終身此閑富貴也。”唐庚于政和二年(1112)撰寫的《斗茶記》，只是一篇40 2字的短文，清陶埏重編印的《說郛》，把這篇短文當作一書收入，實在不能算作一部書的。不過，該文細致地描述了和二三友人烹茶評比的情景，可謂一篇難能可貴的宋代斗茶親歷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