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茶葉與絲綢，在十八世紀一度是歐洲人的摯愛陸懋祖
一說起古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瓷器、絲綢和茶葉，甚至連英語單詞“china”都是用瓷器指代中國。近日，英國斯克萊德大學教授陸懋祖來到濟南，做了題為《歷史迷霧中中國的金融政策——全球視角》的講座，用全球化的視野，探討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遇到的諸多問題。記者竇昊
貨幣主導了中國的全球化
“拋開記載歷史的真實程度不談，二十四史全是從中國人的角度去書寫，難免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以至于近世的中國歷史學家很重要的一個事情就是去考辨史料的真實性，更難以站在全球視野下去看待許多事情。”陸懋祖說。
作為一名經濟、金融學家，陸懋祖對于經濟史也是非常的感興趣。對于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他也從西方經濟、金融、政治的歷史著手，內外兼顧地看待中國歷史與當下的經濟問題。
從國家全球化的階段來看，中國的全球化到底從何時開始？“有人說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美洲要早很多，但其實，鄭和除了給沿路國家送了點禮物之外，對于彼此都沒有什么影響，很難說這是全球化。而真正讓中國進入全球化的，就是貨幣的白銀化，而這一過程其實是不知不覺的。”陸懋祖說。
就像人們熟知的，明朝雖然以元朝濫發紙幣導致的朝代更替當做鏡鑒，但是在缺乏有效監管及科學理論的情況下，皇帝熱衷濫發紙幣以此斂財。民間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選擇了銀子作為日常流通的主要貨幣，并在日后為明朝認可，建立了銀本位的貨幣體系。但問題是，中國并不是一個產銀的國家，據史料記載，1403年時，明朝的銀產量僅為80185兩，約合3噸，這對于巨大的中國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于是日本出產的銀子首先進入中國，其次是西班牙殖民者從美洲帶來的銀子。“歷史上，中國人一直使用銅作為貨幣，為何不能繼續使用銅而改用銀了呢？”陸懋祖說。
明朝時，起初一兩銀子是兌換一千文銅錢，此外便再無別的中間貨幣。也就是說，普通百姓如果只是進行小額交易的話，他們不得不時常攜帶成百上千枚銅錢進行交易，不僅攜帶不方便而且容易產生危險。“中國政府規定的銅錢的面額通常是很小的。那難道不能像現在的鈔票一樣，制造大面額的銅幣嗎？這里面其實是有中國人的智慧的。”陸懋祖說，“中國的銅開采和冶煉技術很成熟，產量也很高，而且民間合法和不合法鑄幣的情況非常普遍。如果官方制造大面額銅幣，那么民間很快就會出現大量的假幣，國家經濟勢必要受到毀滅性打擊。但是把銅幣的面額規定的很小，甚至生產銅幣的成本要大于銅幣的面值時，那么就可以自然低杜絕這種現象產生。”因為重視的是銅的價值本身，因此中國政府一直允許前朝的銅幣流通。這也就意味著，明朝的貿易中，可能會有宋朝的貨幣在使用，而在官方紙幣無人問津時，民間如此巨量的銅幣交易本身就是個噩夢。
明清易代。歷史學家通常說的康乾盛世，其實是因為來自西班牙人的白銀持續不斷，而且清朝本身也發現了銀礦。“但其實在康熙時，曾經發生過經濟危機。因為當時為了防鄭成功清朝搞海禁，白銀無法流入，經濟產生了問題，康熙不得不命人偷偷到南方與國外做生意以換取白銀，但表面上仍然要實行嚴格的海禁。”陸懋祖說。
至于所謂康乾盛世之后，清朝從嘉慶、道光開始走下坡路，這其實也需要站在全球的視野下去看待。
1820年，道光帝即位時，正值拉丁美洲革命。西班牙人掌控的、需要大量人力的銀業受到巨大沖擊，最終西班牙人被趕走了，流入中國的白銀中的很大一塊份額中斷了，不僅是中國，歐洲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白銀在歐洲的地位動搖了。
歐洲人真的這么愛絲綢和茶葉？
一說起中國與海外的貿易，很多人會說中國的茶葉和絲綢換回了大量的白銀。但實際情況如何，陸懋祖則有他自己的看法。“以明朝為例，如果按照歷史課本上來說，明朝人都是拿絲綢、茶葉和歐洲人交易，那么這些歐洲人多半回不了家。因為我小時候在農村生活過，知道船不能放空，沒有貨物時就要拿壓艙石壓住，不然吃水淺很容易就翻了。同樣的道理，歐洲人即使換了滿滿一船的茶葉和絲綢，那重量也是很輕的，無法面對大洋的風浪。而且經過幾個月的運輸，茶葉和絲綢都要長毛了，哪還有價值？”陸懋祖說。值得一提的是，歐洲人起初的確是喝中國的綠茶，后來經過竊取種茶技術，他們在印度成功量產了紅茶，如今，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人普遍飲用紅茶，而全世界最大的茶葉生產國其實是印度。
從這一角度出發，歐洲人滿載白銀前來，換取的應該是更有價值的、重的而且是中國產量巨大的物品：銅。“這從南澳1號出水的情況就能看出來，里面除了滿載大量的瓷器之外，就是一堆堆的宋朝的銅錢。它們作為金屬原材料的價值要遠大于貨幣本身的價值。”陸懋祖說。
1717年，當牛頓擔任皇家造幣局總監時，規定了白銀與黃金的兌換比15.5:1，并且持續多年不變。這一比例導致白銀持續外流，而在那之后不久的資料顯示，當時中國的白銀與黃金兌換比為10:1，如此有利可圖的交易，歐洲人都愿意拿白銀與中國人做生意。當19世紀初，拿破侖戰爭爆發時，也正值歐洲的工業革命，對于銅的大量需求，讓歐洲人千方百計地與中國做銅的交易。
拉丁美洲革命后，歐洲人手上沒有白銀了，白銀的價格一路飆漲，他們現在需要從中國回購白銀了。這時他們發現了鴉片，于是鴉片就扮演了貨幣的角色。“當時林則徐向皇帝提議禁煙，其中一條就是擔心白銀外流。而背后隱含的是，在國內自己種植鴉片，讓白銀就在國內流通，但是最終并沒有實行。而林則徐派人到公海上的歐洲商船上搶走了鴉片，并集中到虎門進行銷毀，這其實是有違了貿易原則。而且直到20世紀，鴉片才被歐美公認為毒品，因此林則徐的舉動被歐洲人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并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陸懋祖說。
不受制于人的貨幣
鴉片戰爭之后不久，1868年，美國內華達發現了大銀礦，國際銀價暴跌，并最終導致了世界其它主要國家放棄了銀本位，一切價格以金子定位，但只有中國一直堅持銀本位。1929年到1931年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沒有影響到中國，因為我們保持著相對獨立的銀本位，恰好躲避掉了這次危機。危機過去之后，美國政府為了避免再次重蹈覆轍，便大量購買白銀，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到1934年時，中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通貨緊縮，大量銀行倒閉。為此，1935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取消了銀本位，開始發行法幣。“但是蔣介石做得非常錯的是，法幣沒有黃金保證，也沒有與其它貨幣關聯。很快便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到1948年時，國民政府的通貨膨脹超過3300%，這比日本人戰敗時的130%的通脹率高得不可思議。”陸懋祖說。
聯想到如今的歐洲形勢，陸懋祖說，希臘債務危機和中國很像。“希臘位于歐元區，歐元的發行歸歐洲銀行管，希臘不能印發鈔票。而作為歐洲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大量歐洲的有錢人涌到希臘貸款買房。一旦發生危機，外國人紛紛撤離，這些希臘的房子瞬間貶值到無人問津，提供貸款的希臘的銀行最倒霉，而希臘的財政則全部用于救助希臘的銀行，希臘發行的國債外國人不敢買，本國銀行沒法印鈔票買不了，這才是希臘危機的根源所在。”陸懋祖說。
受制于人就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陸懋祖認為，人民幣與美元關聯在一起也是危險的。“我們一直在大量購入美國國債，外匯儲量節節攀升，為什么？這就相當于明朝購買美洲的白銀，一旦那里白銀供應出了問題，我們的經濟就要受到巨大影響，因為無論是美元還是白銀，都不是我們自己掌控的。”陸懋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