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雖然明朝廢止龍團鳳餅，但處在邊疆地帶的云南，或許由于遠離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馬古道”的交易繼續著團茶與餅茶的生產。云南的團茶與餅茶盡管沒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說是唐宋茶品的簡單模仿，但這一保留卻為后來清朝普洱茶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到了清代，伴隨著云南普洱茶的繁榮，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現。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鍋熬制方法，初創另一種制膏工藝。這種方法顯然是借鑒唐宋制作餅茶工藝，只是將“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這種用大鍋熬膏的方法很快通過茶馬古道傳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層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區的飲茶與漢族不同，他們更喜歡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對大鍋熬膏情有獨鐘。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間，其熬制出的茶膏專供活佛級以上的人飲用。這一方法，實際一直保留到現在。我們從現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這種熬茶間及自制的茶膏，證明大鍋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續。
這里，我們也有一個疑問，那就是云南茶人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藝，而是采取并不科學的大鍋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藝保密性太強，不被云南茶人了解？還是大鍋熬制工序簡單，相比宋代制膏工藝來得更快、更直接？這已成為我們始終不解的謎。
因為，從科學的角度看，大鍋熬制茶膏確實存在諸多問題:一是茶葉在反復高溫的熬制中，其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續的轉化缺乏“動能”，只能向霉變轉化。不可能長期存放;二是茶葉在高溫的狀態下，大量營養物質會隨水蒸汽一并揮發。必然造成產品的某種缺失。
或許是當時科技的落后，人們并不了解這些，甚至誤認為此種工藝簡便可行，
而忽視內在品質。因此，直到現在，很多人也誤認為普洱茶膏就是大鍋熬制而成，因為畢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將這種茶膏調入皇宮做為貢品。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大鍋熬膏屬于普洱茶膏發展的第一階段，只能定性為土制(土方法)，與后來皇宮“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別。
清乾隆年間，由于大鍋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質問題，加上皇室從飲用安全性的角度考慮(因那時云南一直不穩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遷入到清朝皇宮內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宮東廡)。并且在制作工藝上做了非常大的改進。
清宮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們在借鑒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藝基礎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們現在低溫提取、低溫干燥的工藝，使其生產出的“普洱茶膏”躍上了新的臺階，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得當時的藥學家趙學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綱目拾遺》中，將“普洱茶膏”納入其中。這是從官方的文獻中看到的第一個正式稱謂：普洱茶膏。
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宮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間大鍋熬制茶膏。因為《本草綱目拾遺》是一部非常嚴謹的著作，它是繼《本草綱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趙學敏又是一位治學嚴謹的藥物學家，從他對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對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著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將大鍋熬制的茶膏——這么簡單、且又喪失藥效的物品納入藥學名單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為國家禮品向到訪的英國使團馬嗄爾尼饋贈，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體，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隨之終止。 建國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國家任務，要求勐海、下關等幾個企業趕制一批茶膏，供給援藏干部，大約三千斤左右，但這幾亇企業僅生產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產了。原因是這種質量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沒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為仍然沿用大鍋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銷聲匿跡。
據史料記載，御茶房加工普洱茶膏工藝非常復雜。原料選用的是指定的云南六大茶山大葉種茶，經過186道工序，72天的周期。成品除了口感潤滑厚重，入口即化，沏水后湯色濃艷，呈寶石紅和玫瑰紅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它的特有藥效成分。清朝藥學家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一書中曾這樣評價:“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綠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脹，受寒，用姜湯發散，出汗即可愈……受熱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內，過夜即愈”。
據海內外多家科研機構研究，普洱茶膏其保健功能包括降血脂、降血壓、降血糖、預防動脈粥樣硬化及心腦血管疾病、抗衰老、醒酒、抗疲勞、緩解亞健康等。魯迅茶膏的收藏者周海嬰回憶說，每逢過年過節吃完大餐后，只要感到腸胃不舒服，母親許廣平就拿出一小塊茶膏，泡給他喝，不舒服的感覺就消失了。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首次作為禮品贈予到訪的英國使團。當時英國人不知此為何物，把它封存起來。據說這批茶膏現仍存放在大英博物館。辛亥革命后，宮廷普洱茶膏的制作隨之終止，制作方法也已失傳。雖然后來民間也曾出現過一些茶膏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沿用云南土司大鍋熬制的方法，與皇宮御茶房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