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證，普洱茶區的種茶歷史約為1700多年，晚于巴蜀地區。云南普洱茶的大致產制發展史如表1。 表1 云南普洱茶產制發展史 普洱茶區制茶發展史的技術起點雖與巴蜀及江南制茶發展相近，發展中卻遠遠滯后于巴蜀、江南茶區，而又具有自己的特點。這是由于云南普洱茶區地處南夷邊疆，又長期游離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歷史背景造成的，也正是這特殊的地理和歷史條件滋養了云南獨特而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孕育出了普洱茶這一茶中奇葩。 據考證，元朝之前，云南地區的大部分長期游離于中央王朝所管轄的行政區劃之外。戰國時期秦始皇曾派人修逼了從四川宜賓至云南曲靖的“五尺棧道”，將云南短期納入版圖，但在十余年后，因南夷作亂，漢初將巴蜀與云南之間的通道要塞全部關閉，不準來往；《漢書·西南夷列傳》有“秦時尚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一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的記載。
到東漢三國時期亮定南中，對云南的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云南濮人開始種植利用茶葉，這一時期可謂巴蜀文化對云南地區產生最深遠影響的時期，并開辟了云南種茶歷史，直至今日在云南西雙版納茶區還有著廣泛的傳說。從晉到唐這段時間，中央政府一直未在云南地區設治，這一時期巴蜀及江南茶葉已發生了從生曬羹飲到蒸青餅茶的飛躍發展，然而普洱茶區卻因缺乏與中國主流茶文化的交流而停滯不前。唐初，皇朝曾積極經營云南，公元733年，蒙舍蠻皮氏打敗唐軍在云南建立起獨立的南詔王國，以致陸羽《茶經》也未把云南作為茶區列入，僅有在此之前，出使南詔的唐使樊綽在《蠻書》中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的記載。宋朝時期，段思平奪取政權在云南建立大理國而獨立于宋代版土，以致宋代盛行的龍團鳳餅以及斗茶之風亦未得傳播。唐宋這兩個朝代正是中國茶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那時普洱茶區屬云南王國的銀生城管轄，普洱茶則在“隔離于世”的環境中緩慢地發展著，元朝滅大理國后，逐步在云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與明朝的洪武調衛及屯兵制的實施，大批漢人遷居云南，加強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滲透與傳播，推動了云南茶葉向團餅茶發展。
但由于云南大葉種茶內含物豐富，滋味苦澀濃強，并未受到元朝時期和明朝時期中央政府的重視，仍處在自由發展時期，如明朝宋濂等撰《元史·茶課》載：“西番大葉茶，建寧胯茶，亦無從知始末，故皆不著。”而元朝忽思慧撰《飲膳正要》則有：“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澀，煎用酥油”的記載。《明會典·茶課》記載：“茶課數，云南銀一十七兩三錢一分四厘”。而清初(1690年)阿世坦等編《清會典·茶課》竟有：“廣西云南茶課，二者不產茶，凡有販茶抽稅無定額”的說法。這一階段云南茶葉除在滇中銷售外，主要銷往西藏地區。到了清代雍正七年，云南總督顎爾泰在普洱茶區建立貢茶場，并驅逐新舊商民，設總茶店以籠其利權，加之官茶擾民，導致茶山荒蕪。為此，雍正十二年，針對普洱茶區發布了“禁壓買官茶告諭”和“再禁辦茶官弊徼”，削減了貢茶數，恢復了自由買賣，普洱茶開始大量進入京師，并受到清朝宮廷的寵愛，大大促進了普洱茶的產銷發展。
到1780年，《清朝通典》載：“茶課，云南行引三千，額征銀九百六十兩”，普洱茶生產發展逐漸進入歷史高峰期，，清朝末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普洱茶也有一個快速的發展期。 綜觀普洱茶發展歷史，可以看出云南長期游離于中央政府管轄之外是普洱茶區茶葉生產滯后的重要歷史因素，而后的普洱茶區與中原文化交流則是推動普洱茶產業發展的重 要動力。 二、普洱茶發展三階段與現代普洱茶的產生 明代以前記錄普洱茶的相關文獻資料較少，主要有唐代樊綽的《蠻書》，宋代李石的《續博物志》，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諸夷風俗》，明代謝肇涮的《滇略》，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等。而在清代，相關文獻達十幾種之多。普洱茶的發展歷史是地方土著民族對當地茶樹自然資源發現利用與巴蜀及中原茶葉加工技術影響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其產制發展與中國茶葉主流發展史既有緊密聯系而又擁有自己的特色。
綜觀其加工演變過程，可以分為3個階段：
唐宋以前的散收無采造法階段；
清末以前的歷史地理意義上的普洱茶階段；
現代普洱茶階段。在唐宋時期，中原、巴蜀地區茶已進入團餅茶的興盛期，而“普洱茶”的加工尚為“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相對于團餅茶而言)。直到元朝以后，隨著當時中央政府在云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團餅茶加工方法逐步傳人普洱茶區。至元末明初，中原茶文化在明太祖的旨意下形成了團改散的巨大變革，而普洱茶的生產加工卻因其主要消費群體為邊疆少數民族和長距離運輸的需要而得到更快發展。明萬歷年間謝肇涮《滇略》載：“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