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10月10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沒有名牌的茶葉大國》。據稱，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中國茶葉品牌都難以與國外競爭者抗衡;即使在中國，聯合利華立頓(lipton)品牌的市場份額也高出僅次于它的本土競爭對手三倍之多，以至于“中國7萬家茶場抵不上一個‘立頓’茶“的說法在媒體中不脛而走。更有甚者，此文還聲稱中國茶葉行業工業化程度遠低于肯尼亞和印度等經濟明顯落后的國家，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售價也低于印度、斯里蘭卡等國茶葉，國際市場上中國茶葉平均售價僅為每千克2美元，而印度茶葉為2.7美元，備受贊譽的斯里蘭卡茶葉為3.4美元。言外之意，似乎就是說中國茶葉產業應當走印度、斯里蘭卡和肯尼亞的發展道路。然而，盡管中國茶葉出口商需要在質量控制方面汲取世界各國一切有用經驗，但就總體而言，對于中國來說，這條道路走得通嗎?答案是“否“!
為什么?首先是因為這個觀點賴以立論的某些依據就站不住腳。我們需要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以在國際市場上的平均售價來比較中國與印度、斯里蘭卡茶葉總體價格和品質，這種方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方法錯誤地假定一國內銷主導型產業與其它國家出口導向型產業一樣，出口平均價格等于整體平均售價。因為印度、斯里蘭卡、肯尼亞茶產業從一百多年前問世之初就是出口導向的，至今其茶產量仍然絕大多
數出口，本國消費者對茶葉的消費模式與出口茶葉類別大體相同，因此在國際市場上的平均售價與其整體平均售價基本相當。然而，中國是茶葉和茶文化的故鄉，中國茶產業總體上是內需導向的，產量很大一部分供應國內消費，而且，我國外銷茶葉與內銷茶葉品種類別差距甚遠，出口茶葉多數按照目前占據海外市場主流的歐式口味制作，內銷茶葉則以按中國傳統口味制作為主。由于最能欣賞茶文化的消費者絕大多數集中在國內，因此，越是高檔茶葉，銷售就越是集中在國內。相應地，中國出口茶是本國所產茶葉中相對中低檔的部分，中國出口茶葉平均售價與整個中國茶產業平均售價相差甚遠。
在中國，僅僅人地關系這一點就足以決定大面積單一茶園的產業化經營模式在多數地方行不通。就總體而言，我國人均土地面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在全世界排名要落到第120位以后。我國農業勞動力平均負擔耕地不足美國的1%，而單位耕地面積上分攤的農業勞動力數量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多倍，是美國的100多倍。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我們能夠在自己的國土上對自己的同胞采用當年英國殖民者對印度、肯尼亞、斯里蘭卡人民的做法嗎?
在人地關系緊張、西方文化又主導國際市場的情況下，中國農產品要增強國際競爭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采用類似我們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加工貿易的發展模式。由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等于出口勞動，進口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等于進口土地;我們可以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增加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來實現國際分工的利益。但這種類似于加工貿易的模式與加工貿易一樣收益微薄，對于我們不能掌握定價權、不能引導其消費潮流的商品而言，我們暫時滿足于這種模式的微薄收益倒也不妨:但對于我們可以掌握定價權、可以引導其消費潮流的商品來說，這種模式的微薄收益就不可容忍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引導其消費潮流來取得最大份額的收益，而茶正是走向這種良性循環模式最有潛力的中國出口品之一。因為中國擁有眾多名茶，其品質絕非快餐式茶葉的“立頓“之輩可以相比，如果要龍井、凍頂烏龍、普洱之輩向立頓看齊，無異于讓“范思哲“降到與“真維斯“一個水平。甚至某些按照西方口味制作、產業化模式運作已經頗為成功的茶產品，其價格極為高昂，喝到我的口里，我也覺得味道還趕不上價格比那低很多的老配方“文革磚“之類。我們何必要選擇如此可笑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廣中國的茶文化，讓越來越多的海外消費者改從中國飲茶習俗，欣賞和追求中國茶葉風味的精妙之處，我們就不僅能夠為有限的農地贏得最大的收益，而且還可以把越來越多的海外農地發展成為我們的原料供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