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正式定名是在清代雖然明朝廢止龍團鳳餅，但處在邊疆地帶的云南，或許由于遠離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馬古道”的交易繼續(xù)著團茶與餅茶的生產(chǎn)。云南的團茶與餅茶雖然沒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唐宋龍團鳳餅的簡單模仿，但這一保留卻為后來清朝普洱茶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清代的茶葉發(fā)展是繼中國唐宋之后又一個頂峰。與唐宋時期不同的是，唐宋只專注于餅茶的制茶技藝。而清朝則是“百花齊放”——各類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藝群芳斗艷，色彩斑斕。我們現(xiàn)今熟知的“西湖龍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與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確定自己的名稱。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設立普洱府，管轄六大茶山等地。就在清朝設立普洱府的當年，雍正皇帝給云南總督鄂爾泰發(fā)圣旨，責成他親自監(jiān)督，選取最好的茶葉，制成普洱團茶、女兒茶和茶膏，進貢朝廷作為貢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這個茶膏其實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鍋熬制方法初創(chuàng)的一種制膏工藝。這種方法顯然與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藝有很大區(qū)別。云南土司的大鍋熬制茶膏，是借鑒古代中醫(yī)熬制“藥膏”的工藝，直接搬過來使用的一種制膏方法。因為這種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簡單易學，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對制膏設備的要求也沒有宋代制膏需要的“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鍋，無論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用大鍋熬膏的方法很快通過茶馬古道傳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層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區(qū)的飲茶與漢族不同，他們更喜歡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對大鍋熬膏不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廣。由于它的操作簡單，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間，其熬制出的茶膏專供活佛級以上的人飲用。這一方法，實際一直保留到現(xiàn)在。我們從現(xiàn)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這種熬茶間及自制的茶膏，證明大鍋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續(xù)。
大鍋熬膏屬于普洱茶膏發(fā)展的初始階段，只能定性為“土制（土方法）”，與后來皇宮“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別。
這種情況在乾隆執(zhí)政后，迅速得以改變。
有一個小故事，也是歷史上的一個疑案，令當今的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這就是在雍正皇帝“駕崩”的第三天，就在雍正還沒有入殮，有諸多重大問題急待處理的情況下，乾隆就下令將宮里專門為雍正“煉丹”的道士驅(qū)逐出宮。
為什么？
其實，在乾隆心里，他認為“皇阿瑪”（即父親）的死，很可能與道士提供的“丹藥”有關(guān)。雍正皇帝在世的時候，尤其是晚年，對道士們搞的“煉丹術(shù)”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認為這種“丹藥”可驅(qū)病強身，延年益壽。他不僅派人到處尋訪這些“煉丹”高手，還將他們引到宮里，并專門為他們設置了“煉丹間”。
中國煉丹術(shù)的發(fā)明源自古代神話傳說中的長生不老的概念。由于“煉丹術(shù)”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黃為原料，煉成的多為砷、汞和鉛的制劑，吃下去以后就會中毒，甚至死亡。
中國歷代皇帝幾乎都熱衷于煉丹，而這些皇帝們也大都死于“長生不老丹”。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憲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個，中毒的皇帝還不算。
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煉丹術(shù)”的犧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時的乾隆廣聞博學，已開始通過國外來的傳教士接觸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了一些化學知識，他隱約感到，這種“煉丹術(shù)”制成的“丹藥”內(nèi)含大量的鉛、砷一類的重金屬，可能對人體產(chǎn)生毒性作用。
這一事件也影響到了云南的貢茶——“普洱茶膏”。這又是為什么呢？
翻閱清朝的各種史料，我們發(fā)現(xiàn)，自乾隆當政以來，云南的普洱茶上貢朝廷的數(shù)量相比雍正時期不是在減少，而是逐年擴大。但有一點，是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們從很多反映云南上貢的茶品目錄中，再也沒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產(chǎn)？還是清朝皇宮將其逐出，不再列為皇室的飲品？
答案出乎我們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僅在乾隆時期，乃至以后，始終成為皇帝的主要茶飲品，而且，還將其作為國禮饋贈給海外使節(jié)。
那么，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來的？答案也同樣出乎我們意料：
是清朝皇宮自己制作的。
這又是為什么呢？原因有兩點：
第一，當時的云南政治形勢極不穩(wěn)定，經(jīng)常出現(xiàn)“反清復明”，加之地處邊陲，離京城路途遙遠，統(tǒng)治者極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為主。這種反復的熬煉與“煉丹術(shù)”有點相似，其鉛、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這種高溫會破壞茶葉多種營養(yǎng)物質(zhì)，失去原有的價值。
于是，乾隆時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遷入到清朝皇宮內(nèi)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宮東廡）。并且在制作工藝上做了非常大的改進。
清宮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們在借鑒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藝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壓榨制膏”工藝。這種工藝，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貢的普洱茶。
清代宮廷普洱茶膏—藏于故宮博物院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時的茶膏制作都是在常溫下進行的，沒有任何高溫的過程，這與我們現(xiàn)代采用的低溫萃取、低溫干燥的工藝頗為相似，使生產(chǎn)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質(zhì)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躍成為宮廷制品（有稱為“宮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進入第二個發(fā)展階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確立。
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得當時的藥學家趙學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綱目拾遺》中，將“普洱茶膏”正式納入其中。這是我們從官方的文獻中看到的第一個正式稱謂：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間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藝確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宮廷對普洱茶膏選料極精，要求極嚴，必然造成出品量極低，自始自終，沒有在社會上流通。
但在1792年（乾隆57年），卻作為國家禮品第一次向到訪的英國使團馬噶爾尼饋贈。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為饋贈外國使節(jié)及要人的禮品之一。
英國使團馬噶爾尼
1925年，清朝皇室解體，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隨之終止。
建國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國家的任務，要求勐海、下關(guān)等幾個企業(yè)趕制一批茶膏，供給援藏干部，大約三千斤左右，但這幾個企業(yè)僅生產(chǎn)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產(chǎn)了。原因是這種質(zhì)量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沒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為仍然沿用大鍋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銷聲匿跡。
但在2004年，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現(xiàn)。其導火索為大陸媒體盛傳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將魯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來拍賣，在當年轟動一時。坊間關(guān)于普洱茶膏的說法層出不窮，其關(guān)注點最后都聚焦在北京博物院。因為魯迅先生保存下來的普洱茶膏據(jù)說就來自清朝皇宮，現(xiàn)北京故宮博物院還藏有清朝光緒年間留存下來的極少量的普洱茶貢品——團茶（萬壽龍團）、餅茶與茶膏。
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在盛大的慶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贈品，其中就有一匣普洱茶膏。也就在同一年，中國大陸悄然出現(xiàn)了一款冠名為“蒙頓”的普洱茶膏，它所生產(chǎn)的普洱茶膏是延續(xù)清朝宮廷的“壓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現(xiàn)代生物手段實現(xiàn)的，是傳統(tǒng)普洱茶膏的升級產(chǎn)品，結(jié)束了普洱茶膏有產(chǎn)品名稱而沒有生產(chǎn)企業(yè)的歷史。在2006年1月6日，蒙頓又將其萃取最高品級的普洱茶膏：普洱茶母（700克）捐贈給云南省博物館珍藏。當天在云南省博物館會議廳舉辦的捐贈儀式上，巨大的橫幅上標有“來自云南，回饋云南”八個大字。
自此，普洱茶膏的生產(chǎn)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由傳統(tǒng)普洱茶膏向現(xiàn)代普洱茶膏轉(zhuǎn)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