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為“開門七件事”之一，據清人考證，其語源出于南宋吳自牧《夢粱錄》：“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酒醋醬茶。”元人雜劇中使用時，以七個字為便，就減去其一，但去“酒”而不省“茶”字，可見它雖居末位仍被認為勝于酒的“飲料”。
讀顧炎武《日知錄》，忽見禁茶的記載，不免大驚失色。茶的禁令去今已遠，對我們絲毫不存在約束力，這當然是明白的；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要禁？歷代禁酒之令屢見，一般是因為天災或兵禍，糧食缺乏，特別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公元458年）以連年豐收，酗酒者多，遂設禁，不準釀、飲；那么禁茶又是為何呢？
讀下去，看到《日知錄》所引以據的是《金史》，禁茶有兩次，一次在金章宗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一次是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第一次因尚書省奏，“茶，飲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原來是因為金的地區不產茶，進口茶葉所費甚大，所以要禁；但章宗下令禁茶，只禁民間，“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食者以（斤）兩定罪賞。”為什么“無用之物”的茶，到了七品以上官吏宅第就“許食”，就不再是“無用之物”了？可見“無用”云云只是托辭。第二次省臣奏言雖仍稱之為“非余食之急”，但說得比較明白，云：“茶本出于宋，……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這無異是以“有用之資”資宋。原來不是因為茶葉“無用”，而是因為資財“有用”，要保護國力，在宋金對峙、時戰時和的狀況下它尤感必要。這時，“許食”的級別也提高了，不再以七品為起點，而是須“五品以上官”；禁令也嚴了：“余人并禁之，犯者徒（刑）五年，告者賞寶錢一萬貫”。
金章宗、宣宗的兩次禁茶令，后更嚴于前，鼓勵告發的賞格出到“寶錢一萬貫”，恐怕夠驚人了。它一方面表明設禁之決心，另一方面也說明禁茶之難行。而金宣宗似乎并不想禁絕，他依然是禁下不禁上，貴族官僚仍被列為“應食者”。章宗、宣宗之前，金世宗還曾吃過宋地所產的新鮮荔枝。清·趙翼《陔余叢考》：“《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馳遞者何地所出也。”金的都城是汴京（今開封），稍近蜀，如果這荔枝是蜀中所產，由陜到汴一段可以利用金的軍事設施快馬傳遞，而由蜀到陜一段則需宋人傳送；若非南宋朝廷媚金進貢，必是商人“窺利越境私易”。雖然數量遠不能和茶葉相比，然而上有所好，又要嚴禁治下之民“私易”茶葉，不亦難乎？